不受全球经济走势的影响，这两年全球的矿业市场展现出得并不如以往出众。虽说我国仍然在大力实行回头过来找矿战略，但这两年中国企业的对外矿业投资，无论是投资额还是投资案例数，都有了较大幅上升。到底中国企业面对着什么样的投资环境？笔者借本文对东南亚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展开辨别。

　　之所以研究东南亚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有两个原因：一是东南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对我国来说很最重要无论是陆地上的毗邻性还是航海路线上的关键性都不容忽视；第二个原因是，笔者曾参予到中国矿业联合会的组织的大型课题《我国矿山企业境外投资地质找矿分析》的研究中，并负责管理亚洲及周边重点国家矿业法律情况分析部分。笔者及所在团队对印尼、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几个东南亚国家的矿业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展开过系统研究。　　首先，要注目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情况、政府贪腐程度等因素。东南亚国家多数归属于单一制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如马来西亚归属于联邦制国家。政体的有所不同不会造成矿业权管理归属于的有所不同。一般单一制国家矿业权的主要管理机构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起着因应、辅助管理的起到；而归属于联邦制国家的马来西亚，主要矿产资源则正处于州政府的管理之下。

　　对外投资无法仅有考虑到一个国家的资源潜力，还必须尤其考量其中潜在的政治风险。比如，近几年来，菲律宾的武装分子劫持人质事件时有发生；缅甸近年来再次发生了多次反政府的动乱。在类似于国家投资要尤其侧重安全性问题。

　　其次，必须注目法规与政策环境。法律规定基本上要求了一国的矿业体系结构，如矿业权的提供、各种税金的交纳，以及运营过程中的劳工、环保等各项问题。

　　以菲律宾为事例，1995年施行了《菲律宾矿业法》，1996年施行了《菲律宾矿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修正案，之后又有多次调整；直到2004年12月，菲律宾高等法院才通过一项裁决，容许外资公司持有人本国矿产项目最少100％的股权，为外资转入菲律宾矿业领域关上了地下通道。又如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州政府负责管理对本州矿权展开管理，主要法律依据是1994年的《矿产资源研发法》和州的矿产法令。州政府另设矿产资源委员会明确负责管理矿权的审核。　　这些都是关于一国矿业权体系的基本框架性规定。

尤其有一点注目的是，近年来，一些东南亚最重要国家矿业法律和政策再次发生了较小变化，对其矿业投资环境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如越南政府规定：对于年产100万吨氧化铝以上规模的项目，及2010年后成立的铝冶炼项目，外商不能使用合资合作的方式参予投资，而且必需由越军有限公司。这些项目，将由越南企业联合，与外方合作伙伴合作对矿区的储量展开勘探和评估。再行比如，印度尼西亚2009年施行了新的《矿业法》，代替了1967年施行的原《矿业法》。

新法将旧法的矿业权合约制度更改为政府授予矿业许可证的制度，同时拒绝取得矿业许可证的已生产企业，在国内冶金加工其矿产品，并且，新法还减少了一项10%的附加税。2012年，印尼还施行了禁令出口矿物原料的部长法规，以及褫夺外国矿业投资者最少51%的股权的规定等。

　　以上这些变化只不过可以归结两个方面，一是矿业投资目标国均强化了对本国矿产资源的掌控最显著的展现出就是对企业股权性质的掌控；二是减少本国在矿产研发中的经济收益。东南亚国家具备不俗的资源禀赋，在早期的研发中，政府管理较为牢固，取得的经济利益也较为受限。如今，这些国家逐步强化对资源的掌控只不过不难理解，但这对境外投资者而言大自然不是受到影响。正如一位学者评价的那样，更加多的国家重新加入资源民族主义阵营，通过容许部分矿种和矿业权的外商投资、不容许外商投资企业有限公司、政府擅自参予股权、提升权利金、禁令矿石或初加工矿产品出口等多种方式，容许外商投资。

　　更加多的政府介入将沦为跨国矿业投资者被迫面临的问题。　　社区问题也已沦为我们必需注目的一个重点。

　　中国企业往往习惯了与政府做事，而忽视了矿产资源所在地民众的表达意见，这早已让不少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吃了大苦头。　　还以菲律宾为事例，在矿产勘查许可证的审核中，有一个环节是必须获得村庄顾问和原住民委员会的批准后，这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地民众意见的重要性。

只不过在很多国家，地方政府、部族和社会团体中，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矿业情绪，如何让当地民众取得贯彻的益处并消弭他们对利益分配、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疑虑，在投资运营过程中十分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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